6月22日晚7点半，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福贵教授为厦大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鲁迅离我们有多远》的精彩报告。张教授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并曾出版过《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等学术专著，在“鲁迅研究”的领域造诣颇深。他的这次精彩讲演，令广大师生对鲁迅其人及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都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张教授在报告伊始便指出：“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鲁迅这个人物的最大意义与价值也就在于此。”接着他从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切入主题。在这一部分，他简单谈了学界对鲁迅的认识与再认识的过程，当今大多数学生们对鲁迅的陌生、误解、甚至否定的态度，以及他个人对鲁迅的看法――“十分敬仰，怎么高都不过分”，“要借鲁迅来言说我们的时代与价值观”。

张教授的报告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鲁迅开始远离我们”的现状和“应从其思想的意义来看鲁迅是否应该离开我们”。

在“鲁迅开始离开我们”的现状这一部分中，张教授首先归纳了人们否定鲁迅的三个大个方面：一是从鲁迅的文学价值上批判他，这以成仿吾和刘文典为代表，张教授认为这类批判或是文人相轻或是毫无依据，因此意义不大；二是从心理性格和道德人格的角度对鲁迅进行否定，这种否定的数量较多，具有历史性，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三是从鲁迅私生活的角度，这方面实在无足轻重。对于其中的第二种否定，张教授则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了分析：

1.鲁迅的尖酸、刻薄。张教授认为造成对鲁迅这方面否定的原因在于人们更多的只知道鲁迅骂人却不知别人骂鲁迅，接着他以毛泽东和林语堂对鲁迅的评价指出鲁迅的斗士精神使他必然如此，再结合鲁迅的经历深入剖析鲁迅的尖酸、刻薄来源于多疑，而多疑则来源于被欺骗及其对人和对历史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

2.鲁迅的“第二步思维”。鲁迅的思维方式总是将别人思考的终点作为起点，从第一步看见第二步。张教授在此处将鲁迅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与大革命时期的种种观点、行为进行比较，指出造成鲁迅与同时期大多数人对种种事物看法不同的思维根源，而这恰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却也是他受到攻击的重要原因。

3.鲁迅的“激烈”。张教授指出，鲁迅的思想是来源于西方的，是横向的，这就与纵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当时主流思想格格不入。鲁迅以个人对抗群体，以个人思想对抗群体思想，以新文化对抗旧文化，当他所能依靠的社会阶级力量不足时，他呐喊的气势需要更加激烈，以压倒他所要对抗的思想。但他的“激烈”使他更易遭受攻击。在这个方面，张教授举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例子来论证社会转型期的激烈话语是时势逼迫的产物这一观点。

在“应从其思想的意义来看鲁迅是否应该离开我们”这一部分的讲演中，张教授说道：“考察人物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在思想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传统对于中国人影响深远，鲁迅以激烈的反传统作为追求社会进步的方法，这一贡献不容忽视。鲁迅是否真的应该远离我们，应该从其思想意义上来看，不少当年鲁迅所指，正是今日中国所存，这更见当年鲁迅之伟大与今日中国之悲哀。其大体如下：

1.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看到了中国农民的不幸，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农民从“非人”变为人，成为“性格上认真，人格上真诚”的人。对这一思想张教授对比了毛泽东与鲁迅对于农民的深刻认识，并以“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了解析。

2.鲁迅“世界人”的话题。张教授认为，中国的世界概念需要重新调整，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多阶级主题与民族主题，却缺少世界主题与人类主题，中国不缺民族主义，却缺人类意识。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却是仇恨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意识比世界意识要强。鲁迅超前的视角在今天依然适用。

3.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张教授指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长期以来都是“长者本位”的农业文明价值观，这种传统观念是“压迫弱者”，而不是“挑战强者”。而西方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却是“幼者本位”。他以“泰坦尼克”号与“大舜”号两次海难的迥然不同、克拉玛依大火为例指出，不以“幼者”为本位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进化论伦理在当下中国依然有它的意义。他还结合实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报告的最后，张教授总结道：“鲁迅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仍有其不靠替代的意义、价值。只有当中国社会变得完善、圆满的时候，才是鲁迅远离我们的时候。”张教授语言诙谐、风趣幽默，在报告中他旁征博引，思维跳跃，虽是以鲁迅为主题的报告，却涉及了大量中外历史、社会文化发展和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这使得在座师生无不倾心于其中，讲演中报告厅里数次响起激赏的掌声。

讲演的最后，在座的同学们积极提问，气氛热烈。张教授耐心地对同学们的疑问进行了解答，并就一些问题与同学们展开讨论、交换看法。晚10时，由于时间限制，这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演不得不宣告结束，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对张教授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座中文系领导也向张教授赠送人文讲坛纪念牌，张教授则谦逊地对师生们的热情报以深深鞠躬。讲座在依依惜别的情绪中圆满结束。